所以说，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站得住脚的是既得利益。很多国企占据大量资源，却不给国家上缴红利。到目前，国有资本才开始搞试点，给国家分5%左右的红利。分红之后，都由国企自己留下来了。   

　　这些企业控制着电、石油等国家的经济命脉，导致这些企业要什么，国家就给什么，这是很可怕的。

　　最近，中石化又在向国家要补贴，上次已经要了100个亿的补贴，后来又要了50个亿。国家是公共财政，就这样贴补给垄断企业，既不合理，也不合情，更不合法。

　　《新财经》：“中石化要补贴”这个问题您好像对上面反映过？但是没什么效果，问题在哪？

　　保育钧：政府部门有自己的利益，地方政府成了利益主体。比如卖地，2007年地方政府卖地收入近1万个亿，农民只得到很少一部分。钱跑到哪去了？地方政府盖大楼，搞形象工程，浪费了多少资源？

　　改革开放三十年，成绩很大，由一统天下成为三分天下。但是，往前看，任务还非常艰巨。

　　《新财经》：如果想进一步放开，还需要做哪些改革？

　　保育钧：政府要改革，政府不能是利益主体，而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

　　政府有四大职能。一是经济调节，二是市场监管，三是社会管理，四是公共服务。如今，政府整天都在以经济调节作为宏观调控，每次因调控而受伤的都是民营企业。

谈“私”色变饿肚子   逼出来的个体经济

　　《新财经》：回顾改革开放这三十年，其中很多变化都是随着民营经济的发展而变化的。私营经济从最初的遭遇打击到《宪法》给予肯定，是否充满了矛盾和反复？

　　保育钧：我国私营企业的产生过程，回忆起来非常有意思。

　　私营企业产生的前提，是国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宣布：以后再也不能搞阶级斗争，主要任务是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

　　由此，先出现了个体户，然后是外资企业，最后是私营企业。个体户是怎样出现的？铲除“四人帮”之后，1000多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他们当初之所以被发配到农村去，其实就是因为找不到工作。多年前，放映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叫《孽债》，就是上海知青到云南，返城之后遇到的很多问题。知青返城后，没有工作可做，有的去顶替父母的工作，父母40多岁就退休回家，为的是让孩子有工作。但是，还有一大批人没有工作，只能自己找点事情做。北京的大碗茶、芜湖的傻子瓜子就是知青做起来的。

　　《新财经》：对《孽债》我也有点印象。当时，知青返城后自己想做点事情，但是没有政策支持。在那个谈“私”色变的大环境下，很多人只能偷偷地做些小买卖，应该是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