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育钧：是这样。比较典型的是，大连有一个叫姜伟的转业军人，他没有工作，就到公园给人家照相赚钱，最终被抓。这个事情最后上诉到北京，中央领导看到当时的情况就支持了他，说可以搞。1979年以后，国家允许一些知青、转业军人、劳改释放人员尝试做一些个体经营。

　　这是在城市。在农村，农民吃不饱饭，种地的人自己都吃不饱饭，根本没人干活，农民都没有积极性。我记得，当时安徽有28万个生产队，只有2万多个生产队能实现温饱，有90%吃不饱。

　　《新财经》：这是不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诞生的背景？

　　保育钧：是。当时就是生产队把地借给农民，实际上就是联产承包，这也是逼出来的。

　　最典型的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有18户农民，因为吃不饱肚子，他们悄悄开会作了一个决定，分田到户，并且私下里协定，如果上面查到，谁被抓了，其他17个人把这个人的子女抚养成人，并且在契约上按了血手印。后来，这件事被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知道了，表态支持他们这么干。

　　从1978~1982年，农村开始搞联产承包责任制。全国的生产队基本上都搞包干，分田到户。1983年，人民公社解体，那时候，家家都是个体经济了。
 
　　田是自己的了，农民有了积极性，由吃不饱到有剩余，农民利用这些剩余进行交换，搞起了长途贩运，农村集市贸易就搞起来了。

　　《新财经》：由此看来，城乡个体经济的发展都是逼出来的。新经济体的出现总会遭遇各种阻碍，这期间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保育钧：个体经济虽然产生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放开。

　　1982年，胡耀邦总书记在十二大报告中承认了个体户这一群体。之后，个体户慢慢做大了，开始雇佣人，农村就出现了农民雇工问题。典型的是，广东省高要县有个叫程志雄的人，他看到生产队有个鱼塘，年年往里放鱼，年年又不见鱼。因此，他跟生产队签协议，将鱼塘包下来，每年给生产队相应的费用。之后，鱼塘的产量不错，一个人照顾不过来，就开始雇人，由此引起争论。包鱼塘，算不算资本主义？当年，《人民日报》就此事件讨论了五个月：争论一，生产资料是集体的，鱼塘是公家的，你还雇佣农民给你干活，这是剥削；争论二，年底生产队分那么少，个人分那么多。当时很少有人想，这个鱼塘之前在生产队手里根本没有收入。

　　不过，这件事后来被中央认可。由此，雇佣“雇工”改成叫“请帮手”，就是为了规避“雇工”两个字，因为雇工就意味着“剥削”。能工巧匠可以请一两个帮手，带三到五个学徒，但是不能超过七个。

　　超过七个怎么办？“傻子瓜子”当时就雇了100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