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经》：您曾预言，经过二十年左右的努力，中国可以跨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在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过程中会面临很多陷阱。请您解释一下我们到底会碰到哪些陷阱？

　　汤敏：对于我们来说，由中等收入跨入高收入国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为了不使我们掉进“陷阱”，首先得看清前面有哪些“陷阱”。这些“陷阱”可能找出一百、一千个，但我想着重指出四个陷阱。

　　第一个是收入分配“陷阱”。中等收入国家的长期徘徊，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后果，如社会动荡、社会不公平等。在一些国家里，包括东南亚国家，长期依赖出口，这是不可持续的，中国争取要跃过这个发展陷阱。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现在已经掉入了这个陷阱。因此，找出一种新的增长模式，一种共享式经济增长模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使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改善，这应该是中国所追求的。

　　第二个“陷阱”是城市化的问题。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过程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城市化的过程，而城市化搞不好也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大规模贫民窟的出现，这种现象在很多国家都有。一旦出现大量的城市贫民，城市发展的过程就会相当痛苦。目前，我国有大量的农民进城，这虽是城市化过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现在的一亿五千万农民工，是很难真正成为城市居民的。因为他们的收入不能负担在城市居住下来的成本。

　　第三个“陷阱”，是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在一个国家，到了高的中等收入的阶段，资本账户就要开放了。货币在一个高的发展阶段，就会逐渐地可自由兑换，资本就有可能大进大出。特别是在未来，全世界资本市场开放，这是最容易产生陷阱和危机的地方。亚洲金融危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怎样设计在新形势下向高收入国家进军的金融结构，是未来非常巨大的挑战。

　　第四个“陷阱”是产业升级。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大规模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过程，就会有一部分产业要转移，甚至是转移到别的国家去。珠江三角洲吸引那么多外资，就是别人转移过来的结果。在不远的将来，我们也会有相当规模的产业要转移出去，转到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印度等地方。

　　但在转移的过程中，可能有两种情况出现，一种是顺利转移，企业可以赚两笔钱。就像香港、台湾的企业家一样，一笔钱在境内发展新的领域、新的产业再赚一笔钱。另外一种可能是，产业都转移出去了，当地的企业更新换代不够，出现当地产业空洞化。这种空洞化，我们必须警惕，因为现在金融对产业升级支持不够，人才储备、创新能力也都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