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财经》：重建过程中的资金需求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政策机制来聚集各方财力。

　　左小蕾：没错。由于重建过程中很多是基础设施，这些公共用品本来应该由政府投资，可政府总的财力毕竟有限。我们只看到中国每年增长了20%的税收，税收总额近5万亿元，但是，如果按13亿人口平均分摊，每人才3000元。何况很多地方都需要财政支出，政府一定是有所为有所不为。所以，灾后重建一定要调动社会资本，设立几种商业模式，让这些社会资本有动力去投资。这样，既可以在重建过程中优化资源配置，还会有一些制度的创新。

密切关注劳动力流动变化

　　《新财经》：我们知道，会有大批的劳动力参与灾区重建，解决劳动力会不会又是一个问题？

　　左小蕾：我通过看电视，注意到这样一个情况，发现很多被救出来的是妇女、老人和小孩，很少看见有30岁左右的男人。我也在思考这种现象背后的经济学含义，这是否意味着那个地方劳动力短缺了呢？近一段时间，由于成本上升，沿海地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问题。由此，是不是发出了“刘易斯拐点”（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即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状况即将结束。按照吴敬琏的解释，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后再也没有富余劳动力了）的信号？

　　中国的劳动力一直存在着过剩的问题，所谓“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应该是一个中长期问题。可是，通过这次救灾，我觉得这已经是个很直接的问题。由于重建过程中需要大批劳动力的投入，将面临劳动力回流问题。四川以及西部其他地区外出打工的人非常多，如果外出劳动力回流，是否意味着其他地区劳动力短缺呢？如果劳动力短缺，就意味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从而导致通货膨胀。

　　《新财经》：还有一种情况，一段时间以来，像珠三角等一些地区的大批工厂倒闭，也释放出很多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能不能去填补灾区重建所需的劳动力？

　　左小蕾：珠三角等沿海地区正在进行着产业结构调整，释放出很多劳动力。这些释放出的劳动力总量如果刚好填补灾后重建所需，那应该是最佳状态。如果释放出的劳动力多于重建所需的劳动力，就会出现失业率增加。这样，我们就不得不考虑政策调整的方向，汇率是否不应该调得太高，那样会促使更多的人失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关注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特别要关注劳动力流动的变化、政策调整产生的结构性失业比例和重建过程中劳动力的需求匹配情况。这一点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