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最大化、功利主义的市场交易不足以产生出完美的道德，因而不足以保证其自身的完善，人们便立即想到了法律，希望借助整顿市场秩序之类的运动，以及更加严格的法律来“规范”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

　　但是，全然没有道德的约束，没有自律，全靠市场以及法律的外力来达到“完善的市场经济”可能吗？其成本究竟有多高？

　　事实上，因为法不责众，在全民道德沦丧的情况下，法律的效果值得怀疑。如果全社会均缺乏基本道德底线，恐怕连检察长和法官也找不到，因为检察长和法官也都是罪犯（就像亚洲金融危机后日本的情况）。更何况，法律的惩罚从来都是事后惩罚，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其实只是一个神话，法律与法律之间总是难免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空子。

　　在市场失效以及他律难为的情况下，我们尚需寄予希望的其实是交易者自律。正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说：“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义的人设立的。”

市场伦理需竞争形成

　　文化与宗教的社会性投资是合算的。文化事实上成了生产力。基督教文明因为导出公平交易的文化，以及诚信的文化，所以具有更高的生产力，成为市场经济的良因和温床。

　　不过，我在此并不想简单地开出一个药方：基督教可以救中国。问题不是如此简单的。以目前的观察和思考，所能知道的仅仅是：基督教文明是美国市场经济这个大红苹果的基因。至于我们的文明基因是否也能够长出大苹果来，或者我们究竟如何才能够种出一个大苹果来，那是一个更大、更难的话题。

　　政府应该像放松产品、服务领域的管制那样，放松信仰的管制，通过竞争来发育出最适合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以及人们需要的市场伦理。产品的繁荣来自竞争，服务的繁荣来自竞争，伦理资源的繁荣也要来自竞争。

　　至于中国的伦理构建，主要通过外来吸收还是通过传统转换，是通过儒家文明的弘扬还是通过道家的、佛家的光大，还是通过基督教在中国本土的发展来实现，只有“信仰”市场的竞争才能决定。

　　目前阶段，已经到了讨论这一话题及逐步解决这一话题的时候了。中国市场经济需要建立在更加稳固的信仰与文化的磐石上，这一点是确凿无移的。

　　赵 晓 北京科技大学经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