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制度创新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当然需要通过实施适度的货币政策来抑制，但仅仅依靠货币政策仍然不够

　　一般来讲，在市场经济国家， 尤其是发达国家，流动性 过剩总是出现在经济增长繁荣时期，它与经济增长加速、就业改善、物价上涨往往同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会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达到抑制经济过热的目标。中国经济从2002年下半年加速增长到现在，并没有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只是表现为资产价格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多次采用货币政策调控资产价格，但所取得的效果有限。

　　那么，为什么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流动性过剩不表现在消费者价格的上涨，而会主要体现在生产者价格，或资产价格(包括实物资本和虚拟资本)的上涨呢？

　　这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特征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经济起飞实际上是通过激励社会发展生产力，激励对财富的追求而实现的，而这种激励是渐进式的。

　　在计划体制下，居民收入在用于消费后剩余很少，收入主要用于低水平的消费，甚至还满足不了低水平消费。改革开放后，中国首先发展的是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消费品的生产来获得经济增长。

　　但现在的情况已经有很大不同，经过近三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群众生活已经穿越温饱进入小康，生活必需品在家庭支出中的比重已经明显下降。与之相对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大多是要加大居民个人承担的比重(如教育、医疗、住房等)，从而增加其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储蓄倾向必然不断增加。1990年，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中，个人消费支出的比重为84.7%，2005年则下降到75.7%。

　　现阶段，中国居民的收入越高，其用于储蓄和投资的比重就会越大。而从消费品的生产上看，大多数消费品的生产是供过于求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从投资角度看，无论是住房制度改革、证券市场改革，还是各地发展经济的冲动，近些年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事实上是鼓励居民或者企业扩大投资，从而增加财富。体制变革、经济高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也为人们增加财富提供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投资比消费更吸引人，出现了投资资金的过剩。

　　这种主要由制度创新引发的流动性过剩，当然需要通过实施适度的货币政策来抑制，但仅仅依靠货币政策仍然不够。应该看到，货币政策是总量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它影响的是整体经济运行。对由于某个部门、某个领域的制度创新带来的流动性过剩问题，运用总量政策，一方面作用可能有限，另一方面也可能给其他部门、其他领域带来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