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是，当时这家公司的董事长，是柳传志的父亲柳谷书。

　　在后来的十多年里，柳传志的办法一直被很多国有企业悄悄尝试：通过引进私人投资者，组建一个产权清晰的子公司，以此形成一个新的资本操作平台，来推动乃至完成对母公司的产权改造。

　　1994 年，经过一年多的磋商，中科院同意对联想股权进行划分，确定按照中科院占20%，计算所占45%，管理层和员工以“员工持股会”的形式占有其余的35%股权，并按比例进行分红。员工持股会35%的股权，在当时还只是分红权。兑换成实实在在的股权，是七年之后的事了。

“红帽子”的尴尬进退

　　王文京、鲁冠球和柳传志只是极少数的资本先觉者。在1997年之前，站在舞台中央的是乡镇企业。正像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的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

　　在三十年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史上，这看上去是一种很矛盾的状态：在金融和产业政策上，体制外蓬勃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一直遭遇着极大的困难，它一直试图将所有的改革成果装进国有资本这个大箩筐里。与此同时，却又侥幸地希望民营企业——特别是发起于农村的乡镇企业能够承担起改造农村、共同富裕的公共责任。为此，那些开明的地方政府在很多方面对之进行了扶持。

　　乡镇企业像春天里的野草一样疯长着，但时不时地会遭遇倒春寒。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为了继续得到政策支持，这些乡镇企业通常都会挂在乡集体下面，“公皮私骨”非常形象地概括了这个时期民营企业的产权性质。

　　虽然“红帽子”在后来被证明是代价高昂的紧箍咒，但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初期萌生的民营企业也得到了政府保护。很多人的记忆可能已经淡没，1989年后的三年，是中国民营经济不愿回首的岁月。来自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引发了私营老板的极大恐慌。在民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东省，甚至出现了一次企业家出逃的小高潮。

　　为了避免遭受冲击，一些人主动把工厂交给了集体。1989年，山东临沂沈泉庄白瓷厂私营业主王廷江把价值420万元的白瓷厂和180万元无偿捐献给村集体。在捐献资产的两个月后，王廷江当上了村委会主任，接着又当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人大代表。后来，他被作为共同富裕的典型，写进了中学政治课本。

　　与王廷江迫于形势把企业交公不同，蒋锡培把宜兴市范道电工塑料厂（远东集团的前身）送给乡集体，倒是有几分情愿。蒋锡培1990年创办远东集团，当年销售额就做到了462万元，第二年飙升到1800万元，产能不足迅速成为远东发展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