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建中告诉记者，行政垄断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地区分割”与“行业垄断”。地区分割产生的根源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博弈，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权利、义务、财力配置不合理。具体表现为：第一，我们的财政体制有问题；第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配置不合理，常常是中央请客，地方买单；第三，地方政府政绩评价体系不合理，没有科学发展观，只有GDP；第四，产业结构布局不合理、一哄而上，比如汽车，要上都上，结果遍地都是；第五，中央财政支付转移制度不合理，至少没有规范、没有制度化。“你说这五个问题，哪个不是《反垄断法》应该解决的问题？可《反垄断法》能够解决这些根上的问题吗？《反垄断法》能反得了这些行政垄断吗？”

　　“但我们是不是因为它不能治本，就连标也不治了？”时建中感叹道。出台《反垄断法》至少可以遏制垄断，加之其他法律也可以起到辅助作用，这样才能加速政府职能转变，为《反垄断法》的实施，创造良好的市场条件和行政条件。可以说，政府职能转变有多快，反行政垄断步伐就会有多快；市场力量有多大，反垄断的作用就能有多大。

　　时建中告诉记者，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在《反垄断法》的立法过程中，有关行政性垄断的问题在不休的争论中几起几落，甚至一度被全部删除。

行业垄断到底谁来执法

　　纵观世界各国，反垄断机构基本上是集权式的，大都由具备高度权力的公平交易委员会独立执法。而我国现在是双层次、多机构执法。时建中认为，这很难满足反垄断本身的执法要求。

　　所谓双层次，就是“反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并存。而多机构，是指国务院早就赋予了商务部、工商总局和发改委执法资格，具有相关职权的其他行业监管部门还有很多。
“反垄断最需要的是共同执法，可我们的部门却往往权衡利弊再作取舍。当看到事情结果对自身有利时，就竞相执法，不惜错位，越位；而看到事情对自己不利时，就相互推诿、躲避执法。这样，多机构执法就面临到底由谁执法的大问题。”

　　时建中清楚地记得，一审稿第四十四条曾规定：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调查处理的，依照其规定；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应处理而未处理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调查处理，但应当征求有关部门或者监管机构的意见。可遗憾的是，二审稿把“有关部门或者监管应处理而未处理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调查处理”全删掉了。“太惊诧了，怎么能把执法权交给行业主管机构呢？”时建中对“垄断行业垄断执法权”有些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