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再次电话连线常凯的时 候，他刚刚出差回来。此时，已是深夜。

　　从约见常凯到采访完成，耗时六天。这些天，他一直在外面飞来飞去，进行各种咨询和调研。电话里，记者可以感觉到他的疲惫。

　　《新财经》：《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出现了各种声音。甚至有人说，这部法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倒退，您怎么看？

　　常凯：这是一个很不负责的说法。有些人说话就是在讲故事。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来讲，应该用很严格的数据说话，如果涉及法律，那就一定要涉及到具体的法律条文规定，不能凭感觉说话。谈到这个问题，首先，要比较一下现在的法律与过去的法律的区别；其次，了解为什么要制定这个法律，要解决什么问题。就《劳动合同法》而言，张五常讲了那么多，哪个条文他也没认真分析过。

　　《新财经》：提到用数据说话，这部法主要依据了哪些数据？

　　常凯：2005年，全国人大有个调研数据，非公有制企业的合同签订率不到20%，国有企业好一些。《劳动合同法》恰恰就是为了解决非公有制企业的这个问题。即使有20%的签订率，加上拥有事实劳动关系的部分，一年期劳动合同非常普遍，占60%。合同很不规范。合同上的工资数额一般都写的是最低工资，很多合同也不落实。实际上，无合同、合同短期化、合同不规范、合同不落实都是基本情况。这种情况使得整个劳动合同制度形同虚设。《劳动合同法》就是要解决劳动合同制度的推行。而且，劳动合同制度不是近期才制定的，1996年中期已经全面推行。但是，十年推行的结果就是徒有形式。

　　《新财经》：劳动合同制度为什么推行不了？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常凯：从法律方面来看，对于劳动合同实施的法律责任不清晰，合同不签就不签了，工资不给就不给了，成了中国一大特色。主要原因是政府指导思想的问题，为了发展经济，可以牺牲劳动力，可以暂且不谈劳动力问题。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两极分化、分配不公、冲突严重等成了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这种状况会加剧劳资冲突，影响社会稳定。

　　其实，《劳动合同法》比起原来的《劳动法》并没有作更严格的实体性规定，只是程序性的，对原来规定的执行更具体化了。比如，不给员工签合同要支付两倍工资，随意解雇工人除了补偿还要赔偿等规定，在过去都没有，主要是在这方面的推动。这怎么能说是倒退呢？恰恰是对过去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的一种纠正。

　　这个做法与中央政府及十七大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也是老百姓都期盼的东西。因为中国两极分化严重，很多劳动者并没有分享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现在这个法律也不是说要分享这个东西，主要是以前的规定要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