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很多非公有制企业在劳动关系调整问题上是法外运行的。有法律，但是没有按照法律运行。现在，《劳动合同法》就是要终止这种法外运行的状态，让劳动关系法制化。它的最基本前提就是建立劳动合同制度。

　　《新财经》：对于员工来讲，这些制度的建立的确加大了《劳动合同法》的执行力度。但是，很多专家说农民工并不支持？

　　常凯：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认真和工人聊过这个问题。我天天在企业里跑，对这些非常了解。《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他们只是拿农民工说事儿。农民工不愿意签合同？那是有人骗他们，说这对他们没有好处。

　　有一次，我在一个总裁学习班讲课，几个老总对我说，“农民工不愿意签合同，我们没有办法。”我说，我来办这个事情。如果我讲完他们不签，我负责。

　　《新财经》：我相信您讲完农民工一定会签合同。但是，他们似乎还顾及一个“工作年限十五年”和“跨区域”的问题，如何解决？

　　常凯：这根本不是《劳动合同法》规定的，这是我们的社保制度不健全，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劳动合同法》。把很多社会问题都归结到这部法律，是特别不严肃的，这是两个概念。《劳动合同法》恰恰是推动了中国前进，纠正了以前的不健康行为，让劳动关系法制化，让劳资共同发展，达到双赢。

　　《新财经》：双赢当然好，可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企业却说“我们的用人成本增加了”。

　　常凯：说对了。按照《劳动合同法》，企业直接的成本增加非常有限，就一条，劳动合同终止、解除，要给予补偿。这是以前法律就规定的。除此之外，企业觉得成本大了、压力大了，是因为他们以前欠账太多，以前就没有按照规定实施。现在新账老账一起算，当然有压力了。

　　《新财经》：除了增加了企业成本，很多民营企业都感觉“跟国企等大企业相比，我没有享受到国家的各种待遇，却要担负国家的各种责任，我也是弱者。”您怎么看？

　　常凯：这里有个基本的逻辑搞错了。非公有制中小企业跟大企业、国企、垄断企业相比是弱者，跟政府比也是弱者。但是，《劳动合同法》说的是中小企业和工人的关系。企业再小，雇10个工人，也是企业。这都是不同的关系。不能把企业之间的关系，政企之间的关系挪到劳动关系上。都是混淆概念，这是常识性的错误。

　　《新财经》：既然很多说法都是在混淆概念，那我想知道，《劳动合同法》实施到现在四个月了，为什么实施细则尚未出台？大概什么时候能出来？

　　常凯：不知道。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