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劳动合同其本质毕竟是一种合同关系，就其经济意义本身来说，应该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财产关系。作为立法机关，应该给予平等主体在订立合同方面更多的自由。当然，这种自由是在依照法律原则的前提下的自由。而对于损害劳动者利益的少数违法企业，劳动行政管理部门完全可以依法给予纠正。因为劳动关系建立的真正目的，是要在劳资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创造社会价值的最大化，这种最大化的具体表现，主要是劳动者个人满意度的最大化和个人能力的最充分发挥，过多地限制合同自由，则可能会影响这种“社会价值最大化”原则的实现。

　　第三，《劳动合同法》在很多方面都向劳动者提供了倾斜保护，如无固定期限合同、加大工会力量等规定。相当长一段时期以来，国内劳动力市场存在着诸多问题，如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部分企业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一直没有提高，乃至许多非法用工企业的出现，等等。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无疑是合情合理之举。但是，保护劳动者是否应成为劳动立法的宗旨？是保护已就业的劳动者重要，还是保障经济发展、充分就业更重要？以立法形式提高劳动者的地位与保障，是否就能达到相应的客观效果？实践证明：凡是有过立法干预劳动力市场的国家，比如德国、印度、法国等，尽管立法者的初衷都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福利，最后却都是事与愿违，出现了长期持续失业和劳动者福利下降的情况，国民经济长期不景气。

　　第四，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说，生存都是其永恒的最基本任务。按照《劳动合同法》的要求执行，短期必然会提高企业成本压力。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种成本的上升有可能影响企业生存。当企业面临劳动力成本大幅上升引致压力的时候，必然会作出新的降低总成本的选择。其中，大量使用先进的设备（如：现代化的数控组合机床、新型工具等）来代替人力，通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来大幅裁员就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据了解，目前有些企业已经开始通过购买新的先进设备来代替部分人工。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产生两个结果：社会失业率的大幅提高和由于产品涨价引发的通胀。这两点都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第五，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发展。如果一个社会大量劳动者都是在比较低的工资水平下工作，这说明社会经济是相当不发达的。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就是提高经济效率，促使经济发展。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和市场上其他产品的价格是一样的，本质上都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一个生机盎然、蓬勃发展的经济体，必然形成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劳动者的工资就会节节上升。一个落后的经济体，就业机会非常稀有，劳动供给大量过剩，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就会非常低。对劳动者来说，首先需要保护的是获得劳动机会的权力。大量失业，对劳动者来说是极为不利的，对于那些缺少专业技能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失业更是灾难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