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早期受日本模式的影响。因为日本企业最早进中国，东芝、松下在中国开放之初就进入了，而且我们很多企业用的也是日本的生产线。1991年日本经济衰落，中国又转而学习美国，学习美国的企业管理文化，包括董事会的管理模式等。所以，到了2007年的今天，中国出现了大量“美国式的中国公司”。

　　我与很多学者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管理滞后并不是阻碍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主要因素。如果说，中国的公司治理文化出现了一些怪胎的话，那么，他们都与畸形的产权结构有关。为什么与畸形的产权结构有关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公司的原罪问题。如长虹、海尔，他们在市场上成长，按理应该发展成市场化企业，但他们的产权结构畸形，结果导致海尔的不透明，而长虹则把企业做空了。此外，还有华晨、科龙、春兰等，都是因经理人与政府在产权结构上不和，导致了企业的停滞或垮台。这是历史原因，新的企业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五、关于民营经济的竞争环境

　　《新财经》：我们看到，国资委成立以后，国有资本出资人监管责任基本到位，因为垄断，也因为资源价格上涨，国有资本迎来了新一轮上升周期。如果利润都在没有放开竞争的生产要素环节（石油、银行、煤炭、有色金属）沉淀，必将损害下游竞争行业的发展。直观上来看，民营经济竞争环境有没有恶化的迹象？如果有，为赢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民营经济还需做出哪些努力？决策层还需要做出怎样的调整？

　　吴晓波：2004年的宏观调控，被很多人看成是垄断强化的一个过程，当时调控最激烈的产业是钢铁、电解铝和水泥，最典型的是“铁本事件”。此外，还有电解铝行业的刘永行、金融行业的德隆、石化行业的工商联石油商会等。这些企业单位都因想要进入垄断行业而被赶出来了。

　　更有学者以为，如今的经济政策已经被庞大的垄断利益集团所“绑架”，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景象。民营资本在这样的氛围中几乎无能为力。作为商业历史的观察者，我无法给未来开出药方。

六、关于政治民营经济

　　《新财经》：在我国，最有经济头脑的人往往最缺经济资源，所以，民营经济要取得发展，必须要跟政府搞好关系，我们并不是强调经济跟任何政治绝缘，但民众常常看到，一个贪官背后，都站着若干民营企业主。你怎样看待过去三十年来，民营经济和政府之间纠缠不清的关系？

　　吴晓波：经济永远不可能与政治绝缘。向政府或政策寻租，是商人的一种本能，它的伦理根源与人性的“恶”有关，这并非中国独有之现象。要探究中国问题，则必须把问题的本源推到制度层面来剖析。我认为，是一种缺乏约束力和监督力的制度安排，造成了目前种种令人担忧的现象。十年前，我们可以将之视为转型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今天，则必须进行自上而下的全民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