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陷产品召回制度打破了传统私法的范围，甚至也超越了现代法上单纯“扶弱抑强”的立法思维，而是站在公共利益的高度，对经济社会进行整体调整

　　2004年6月25日，惠普公司宣布在全球范围内召回90万台笔记本电脑的内存并予以更换。同年11月1日，在国内笔记本市场沉默已久的东芝也发布一则通知，称其九款笔记本电脑的内存可能导致电脑发生故障，并对此提供免费更换，引发媒体高度关注。自此，产品召回制度开始进入我国公众视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迅速发展，缺陷产品召回制度已是一个国际通行的商业惯例。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欧盟、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纷纷建立了产品召回制度。

产品缺陷≠产品瑕疵

　　产品召回制度针对的是产品缺陷，而非产品瑕疵。两者区别表现为：（一）缺陷以产品存在危险为前提条件，瑕疵则因产品质量不合法定或约定标准而产生。（二）瑕疵产品因不一定具有对人身财产安全的危险，因而可能不存在产品缺陷；而缺陷产品也可能无瑕疵，属于合格产品。产品缺陷意味着产品存在危险性，即产品缺乏通常所应具备的安全性，可能对身体、生命及财产造成主动性的侵害。
产品召回制度中的所谓“缺陷产品”，是指企业在产品设计上出现失误或在生产线某环节出现问题，导致大批量危及人身安全及财产安全的缺陷产品出现，而且这些产品已流入市场。很显然，缺陷产品召回制度虽然在字面上使用了“缺陷”一词，但此处的“缺陷”有其特定的含义，它既涉及已经发生危险的产品——现实的缺陷，也包括同一批次、同一类型中还没有发生危险的产品——潜在的缺陷。

变事后救济为事先预防

　　就产品召回制度中的缺陷产品来讲，召回强调的是同一批次、同一类型的产品普遍存在的具有同一性的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不合理危险，具有规模性，它针对的是某一品牌、某一批次同期生产的大批量的产品，而非个别产品。对于这种带有普遍性的、大规模的缺陷产品危害，传统产品责任法个别调整的处理办法显得无能为力。

　　传统上，对产品责任的研究主要限于《产品责任法》。据此，承担因如果缺陷产品造成损害，产品生产者必须负责赔偿，即严格责任。这在美国本土，意大利、希腊、英国、德国等欧盟成员国内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产品责任案件逐年倍增，产品责任赔偿数额也逐渐增大，滥诉的情况越来越多。较之司法的其他领域，产品责任诉讼中的百万美元赔偿金已经变得非常普遍，法院常常在判决中作出惊人数额的赔偿判决。

　　在实践中，严格责任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第一，严重挫伤了企业开发、研制新产品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企业不堪重负。如在美国，产品责任赔偿金大致可以分为补偿性赔偿费和惩罚性赔偿费，前者包括经济性损失（医疗费等）和非经济性损失（精神损害赔偿费等），后者是在被告的行为极为严重时适用的一种赔偿项目。上述赔偿金，除经济性损失保持一定数额外，其余均无上限，因而整个赔偿金就有可能无限度地提高。第二，由于对消费者的过分保护，反而造成了部分消费者的权利滥用，滥诉的情况越来越多，在一定程序上导致了司法资源的浪费。这些问题严重背离了产品责任法保护消费者的立法意图。早期这种单纯从私法方面加重企业义务的“扶弱抑强”做法，令企业陷入了承担与其能力不相当的责任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