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科的王石、万通的冯仑、蒙牛的牛根生、皇明太阳能的黄鸣等正试图退出企业管理决策,他们能否成为聪明的“甩手掌柜”
但凡知道中国“太上皇”命运的第一代企业家,都不会自诩为“太上皇”。而所有有志气的企业家,都不希望自己头上还有一个“太上皇”。这大概就是中国企业家在权力交接过程中交接双方共同面临的困惑。
“太上皇”的来历
在中国历史上,当过皇帝后自愿或被迫当太上皇的皇帝有:晋惠帝司马衷、北魏献文帝拓跋弘、隋炀帝杨广、唐代高祖李渊、玄宗李隆基、宋代徽宗赵佶、钦宗赵桓、明英宗朱祁镇、清高宗弘历等。还有两人是没有当过皇帝的太上皇:秦庄襄王、汉刘太公。
可以说,李世民是发明“太上皇”的始作俑者。当年李世民既想做皇帝,又不愿背上逼宫篡位的千古恶名,于是谋士们给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尊奉皇父为“太上皇”,以保全皇父的体面。李渊做了十年太上皇,于公元635年抑郁而终。
有意思的是十全老人乾隆,清高宗弘历。弘历25岁登基时,曾经烧香祷告上天,自己如果能做六十年皇帝,就把皇位自动禅让给儿子。这并不说明他不想做终身皇帝,而是他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长寿。他于公元1735年登基,到1796年,已经做了六十一年皇帝,与康熙帝时间一样长,再不兑现诺言,实在无法向上天和臣民交待。于是,他宣布禅位给太子琰(即嘉庆),但他同时又宣布自己身体康健、精力充沛,仍要过问军国大事,指导新皇施政,他是我国历史上最有权力的太上皇。其时,嘉庆已人到中年(37岁),根本不需要这样一个“顶头上司” ,但皇父执意如此,他也无可奈何。
太上皇,不一定都是做皇帝的儿子尊奉的。有的是主动传位于太子;有的是在形势逼迫下,不得不给儿子让位。他们的境遇也很不一样,有的仍牢握权柄,操纵朝政;有的颐养天年,悠哉游哉;还有的被软禁起来,与囚徒无异。纵观上述太上皇,极大多数都是被迫而不是自愿当太上皇的。做了太上皇之后,除了刘太公,一般日子都要比以前难过。
放权是一种交易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只能提供有限的精力。而企业的发展空间与个人的生命相比,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来搏“无限的为人民服务”,精神可嘉,却不自量力。所以,企业的第一代领导人开始尝试着退出企业管理决策。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无奈的放权,放权是为了使企业能活得更久。正如《康熙大帝》的主题曲《向天再借五百年》唱的那样:“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如果真能向天再借五百年,哪个企业家都不会放弃这样的机会。所以,放权的问题,是时间和时机的问题。说到底,是不得不进行的一场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