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标题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一头雾水。

　　想到写这篇文章，是因为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一线工人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一倍以上，基层农民代表比上届增加了七成以上，三位农民工代表进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更是成为瞩目的焦点。

　　人大代表构成与经济周期真的有关系吗？至少，从农民、农业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我们不妨从两组历史数据入手，一步步地进行分析（见表1、2）。

　　从数据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92年以后，为何农民收入出现了如此明显的变化？如果对照农民代表在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比例，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巧合:

　　在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农民占代表比例为29.4%，第七届时还占23%，到第八届（从1993年起）时降为9.4%，第九届降到8%，第十届为8.4%。我国农民的收入变化与其在人大代表中所占比例竟然有着如此惊人的趋同性！

　　改革开放初期，政治民主气氛逐渐苏醒，农民人大代表在全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优势及决策层对农民问题的重视，使得农民可以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他们对相关政策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但从第八届全国人代会开始，农民在人大代表中的比例降低，使得农民的话语权呈现出明显的弱势。尤其是在我国民主政治向前发展的过程中，强势的声音更容易对相关政策产生直接影响。

　　也恰恰是从1993年以后，我国农用生产资料价格快速上涨。仅1995年国产尿素价格比上年上涨50%，农药上涨18%，农膜上涨31%，而农业产品价格上涨的比例却非常之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迅速扩大，到1994年时，已经达到670亿元，如果算上农业和乡镇企业上交的税收，数额更大。

　　从表面上来看，农民只是生产资料涨价的承受者，而从实质上来看，则是农民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承担成本，即通过损耗农民的利益来维持城市工业的快速发展。倘若农民身份的人大代表在全国及各级人大代表中，占据着与其总人数相匹配的比例，农民参政的能力得到强化，由于政策倾向性导致的“剪刀差”问题还能存在那么多年吗？

　　农民话语权随着其在人大代表中构成比例的降低而削弱，这也影响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质量和数量。相关数据表明，城乡之间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平均在十五年以上。由于公共投入不足，农村居民要承受更大的负担。

　　经济是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政治对经济发展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无可替代的。新农村建设，如果没有农民参政能力的提升是很难达到预期目的的。令人欣慰的是，农民话语权的薄弱问题终于引起重视。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论述“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时提出：“建议逐步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这一承诺在本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得到了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