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他还不时参考电脑中存储的各种论文和数据，或者查阅统计年鉴，不断用计算器演算，在草稿纸上写画，有时倪捷还会站起来在黑板上演算各种公式。算到高兴处，还乐呵呵地笑，顿足，擂桌子。不知不觉间，我们就一起演算了两个多小时。

　　现在的倪捷确实变了，说起这种变化，倪捷讲了一个故事。

　　2006年2月，春节刚过，倪捷在网上搜索海外对中国发展轻型电动车的评论，无意间发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位名叫Chris Cherry的博士生正在做一篇“中国两轮电动车交通问题”的博士论文，他与这名博士生取得了联系并进行了交流。后来这个博士还两次来中国实地调研，并进行了街头调查，还与倪捷多次讨论。

　　倪捷对此感触颇深，“我是真的感到非常惭愧，世界著名大学的顶级交通研究专家们把中国的两轮电动车作为博士论文选题，并花费巨大成本进行非常细致、极其理性的研究，而我们自己在做什么呢？”

　　“习惯于绘声绘色地侃侃而谈，甚至飘飘然了还敢演讲！作为一个二十年前毕业于中国著名大学的理科硕士。我感到自己犯了严重的‘低级错误’。我必须重新找回科学理性，踏踏实实地用数据说话，用事实说话，用科学推理去寻求真理。”

　　他对自己以前的争吵和不断建议却收效甚微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归根到底是电动自行车安全问题的基础性研究太少了，大家几乎都是在‘拍脑瓜’讨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得一团糟，还不知道到底在争论什么问题。”因此，“必须沉下心来，以科学严谨的精神，进行科学论证。”

　　于是，倪捷主动承担起了这份没有研究经费的“基础性”研究工作。

　　2007年11月，倪捷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研究小组，并定下了一个“大计划”，准备就中国两轮电动车发展问题分六个专题进行基础性研究。

　　记者拿到的是有关交通安全的报告，倪捷现在正算得高兴的是有关电动自行车节能的报告，这只是六个报告中的前两个。倪捷这次准备做个大工程。

　　虽然这样很累，“压力很大，我要查阅文献资料，细心推敲数据，而且每个数据都要我自己算，我一个人在做一个研究所做的工作。”尽管很累，但倪捷却乐在其中。

　　倪捷说，在编写过程中，他是“沉浸在数学的愉悦中的，充分感受到了用数学语言来描述事物的明确性和简洁性。”这个善于把玩词语的“首席吵架官”，现在又被数学语言的美感所吸引。“因为真理常常被常识所掩盖，我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验证那些常识的错误。我要证明电动自行车是安全的，电动自行车的重量对安全影响不大。就像证明两个铁球是同时落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