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官帽是红顶，所以有“红顶商人”一说；在明朝，官帽是黑色的，叫乌纱帽，大概沈一石之流可以被称为“乌纱商人”。红也好，黑也好，亦官亦商，总是好做生意。

　　中国古代的商人，尽管不在官场混，但他们都知道“天子”与“天下”的悖论。所以，他们往往会把商业智慧用到最不应该也是最应该的地方去，这就是勾结官府，权钱交易。不论是生存也好，还是发展也好，舍此别无做大做强的机会。商人们都深知两条规则：在商言商，千万不要与皇权作对，此其一；皇恩浩荡，粘上了就是巨额利润，此其二。事实上，对于多数商人来说，皇恩往往是通过各级官员的“跑冒滴漏”，间接地流入民间的。所以，为商之人都知道，没有官府的帮衬，生意根本就无法做强做大。

　　中国几千年来“官本位”的思想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皇权统治最终离不开官员，官员是统治的手段。而被作为手段的“官员”，也知道手中的权力是一种垄断性资源，这种资源是可以用来与商人进行交易的，它不是经商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并能得到丰厚的收益。

商人，官场之争的受害者

　　帝王们都知道，官商勾结的后果是把“皇家私有”变成“官家私有”，从本质上讲，是把社会财富从一家之“国有”变成千百家之“官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宫廷之争也好，官场之争也好，都可以说是国家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斗争。中国的帝王为了稳固自己的“天下”，一面坚决让有钱的商人没有社会地位，一面想法子抄官员的家。这也是“天子”们的政治智慧。

　　根据黄仁宇（旅美华人历史学家，1918～2000）的观点，中国封建社会由于没有一套准确的数字化管理，皇帝往往不知道老百姓被压榨的承受力究竟有多大。所以，一方面挥霍无度；另一方面逼迫各级官府强征暴敛，官府则借机巧取豪夺，变本加厉。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从掠夺商家入手，因为吃大户的交易成本低，且不容易引起民变。于是，商业的发展总是受到周期性的政治打击，无法持续。

　　沈一石毕一生之奋斗，最后攒下了这样一番事业：25个作坊，3000架织机，107家专营绸缎的分支机构，几万亩桑田。二十年时间，累计织绸缎四百万匹，按市价和出口价的平均价计算，约合三千多万两白银，上缴织造局210万匹，各任官员分利100万匹，所余90万匹用于生产流动资金。

　　然而，最后他剩下了什么呢？在承受官府的盘剥加上自己的无度挥霍之后，净资产已经所剩不多。于是，他把最后的流动资金都用于买粮，作最后一次豪赌，打算发一笔天灾人祸之财——借助官府的力量，低价收购灾民的土地。但因海瑞生扛硬顶，情况发生突变。他只好把用于买地的100多船粮食“奉旨赈灾”，最后血本无归。沈一石被迫走上了绝路，于是点上一把冬天里的火，把自己送上了西天。当然，他没有忘记把所有的经营账册拷贝了一份，分两个渠道送给了官府和朝廷，最终以自己的死点燃了烧向浙江官场更大的一把火。把官员烧得鸡飞狗跳，诚如他给高官的信中所言“沈某先行一步，俟诸公锒铛于九泉，此日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