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中国1985~2004年间的数据分析看，银行集中度的确有可能对中国收入的分配产生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银行集中度越高，收入分配越趋向恶化，金融发展水平对收入分配差距有一个先降后增的正U型关系。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分析是首个有关金融结构与收入分配关系的尝试研究，所以，有关结论应予一定程度的保留。

李实：东亚经验对中国的启示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李实

　　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小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71年，台湾制造业有44054个企业，其中雇用员工2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68%，50人以上的中型企业占23%。而在韩国，中小企业数在2002年占到了全部企业总数的99.8%；到2004年，韩国中小企业数量为280万个左右，进入了高速经济增长与公平收入分配相辅相成的发展阶段。

　　在促进就业增长和中小企业发展方面，与此相配套的金融体制和政策必不可少，那么，台湾地区和韩国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经验呢？

　　在韩国，建立了主要由政府部门管理的政策性基金，通过专业银行向具备资格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同时，还有中小企业创业基金，向具有新技术和有出口潜力的中小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韩国政府还成立了中小企业结构调整基金，向依法进行生产结构调整、从事技术开发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在台湾地区，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体系包括融资、担保、扩充资本三部分。在融资方面，除一般商业银行外，公营的一些储蓄公司先后改组而成的中小企业专业银行，专门向小企业提供贷款。当局还规定，在中小企业专业银行贷款结构中，对中小企业贷款比例不得低于70%。

　　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设置了专门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较优惠的信贷资金。设立在日本全国各地的贷款担保协会和小企业信贷担保公司，为中小企业实行信贷担保，这些担保机构大多是由地方政府出资和公共团体等组织捐资建成的。

　　社会福利对于解决社会公平问题至关重要，韩国建立了以社会保险、公共救济和社会福利为主的福利体制，并提出了进入建设“均衡福利国家”的阶段。拉美国家为了应对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想在“经济赶超”的同时，实现“福利赶超”，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过大、债台高筑、引发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停滞。回顾这些经验和教训，也许能给中国一个启示

卢迈：建设“均衡福利国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卢迈

　　要解决公平问题，社会福利因素很重要。韩国政府从1962年实行第一个经济开发五年计划开始，就明确提出“先增长后分配”的政策。韩国经济经历了20多年的高速增长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2美元提高到1979年的1647美元，但是，受到了收入差距扩大、社会问题频繁出现的困扰。韩国工人在1987年首先要求实行经济民主，提高工资、成立工会罢工，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不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