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融资难，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解决这一难题，自上而下，叫嚷了不知多少年。如今，为国家作出巨大贡献的民营企业，仍在缺血中艰难生存

　　2009年，中国GDP成功“保8”，天量信贷投放功不可没。然而，继续依靠货币驱动型的增长方式，潜在的风险越来越大。中国应当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给国有商业银行深化改革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真正放开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 

货币驱动 效率不高

　　这些年来，中国经济增长越发依赖投资拉动。2009年，投资的贡献超过92%。投资的形成，一方面来自银行放贷，另一方面来自储蓄。

　　先看贷款。2009年银行贷款主要流向三个方向：一是通过地方融资平台流向地方政府项目及地方政府所属国有企业，截至2009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为7.38万亿元。二是房地产企业：2009年，房地产开发企业贷款11293亿元，增长了48.5%。三是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大约1.4万亿元。

　　这些贷款隐含的风险不可忽视。政府投资项目多为“铁公基”，大多要分期建设，分期投资。假如一期建设需要投资1万亿元，二期投资就得在1万亿元以上，三期需要的资金或许更多。对于银行而言，将贷款投向这样的项目，必须连续不断地增加贷款，否则，项目成了烂尾工程，损失的还是银行。更何况，项目何时盈利，还是一个未知数。

　　再看Ｍ2（广义货币供应量）的情况。我国学术界一般用M2/GDP 比率来衡量金融深化的程度。其实，它还可用来衡量金融风险及经济效率。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M2/GDP数值自1978年以来持续上扬，特别是从1993年开始，M2/GDP数值超过100%，并保持在150%～190%之间。

　　由于货币流通速度是 M2/GDP 比率的倒数，因此，M2/GDP数值的持续上扬，意味着货币流动速度持续下降。也就是说，货币的使用效率是下降的。

　　因此，至少可从金融层面证实一个事实：我国企业总体资金利用效率不高，生产经营仍处于粗放阶段，GDP 增长需要依靠贷款投入。从这两者增量对比角度分析可以发现，我国GDP 增长需要更多的货币来推动。这意味着，如果国内企业效率得不到根本改善，其占用的银行债权很有可能转化成不良资产，并将不断累积和膨胀。

　　可是，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引起重视。2010年3月，中国货币供应量（M2）突破65万亿元，流动货币供应量（M1）22.94万亿元，M1已经超过美国的2倍。而美国的GDP是中国的3倍多，可见，人民币的泛滥及严重高估程度。

　　未来几年，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难题。 

 金融管制过度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金融或货币推动，是金融体制改革尚未完成的体现。 第一，政企不分依然存在。银行愿意将贷款发放给政府项目，固然有基于政府担保、预期风险较低的考虑，但政府干预的因素也不容否认。

　　从微观角度看，现在的银行均建立了风险评估系统，放贷之前有一套评估和审核程序。政府项目，良莠不齐，银行从主观上也有选择倾向。但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有些贷款是被迫发放的。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开始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减少对银行信贷的干预，《担保法》、《公司法》等一系列法规对地方政府融资行为进行了约束。但是，银行始终未真正脱离政府干预的手掌。道理很简单，在银行高管的任免方面，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权力非常有限。

　　2009年底发生的徽商银行行长任命事件，就是典型案例。2009年12月16日，徽商银行召开董事会，宣布现任徽商银行执行董事、行长李和“停职”。徽商银行是城商行领域第一家联合重组的省级银行，李和是作为市场化招聘的高级管理人才，但他并不属于安徽省管干部。由于当时徽商银行由安徽省副厅级单位提升为厅级单位，徽商的主要领导将升为正厅级干部，所以，就发生了李和被“停职”的一幕。

　　所以，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是政府任命，一旦政府需要贷款，行长宁愿得罪董事会和监事会，也不愿得罪上级行政部门。

　　从广义角度看，中央刺激经济政策出台之时，要求各银行大放贷，是一种典型的行政干预。

　　第二，分业经营的管制尚未完全放松，盈利过分依赖存贷差价。银行的收入来源有三大部分：负债业务、资产业务、中间业务。存贷利息差收入属于高资本消耗业务，比较国外银行，我国银行息差收入占据全部银行收入的80％，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仍然很低。目前，银行除了以增加贷款规模来扩张其资产负债表外，其他的增长方式少之又少。银行被迫想方设法扩大贷款，特别是政府项目、国企项目及个人房贷。

　　第三，金融市场结构尚不够优化。国家目前还没有放开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2005年出台的“非公36条”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金融服务业”，但是，五年过去了，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并没有取得进展。

　　5月13日，新出台的“新36条”再次提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