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的《新观察》，笔者谈到了给企业减税这个话题。也许是巧合，5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两位副主任闻世震和吴晓灵，率调研组兵分两路，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样本省市进行了深入调研，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建议政府减轻竞争性行业的企业税负，腾出空间给员工增加工资。

　　这样的好消息，近来不绝于耳：先是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迫于员工“连环跳”的自杀压力，给企业一线员工上调了30%的工资，后又有美国百胜集团沈阳分公司，在与市总工会谈判半年后，将2000名沈阳肯德基在册员工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从700元提高到900元，并承诺在“未来三年中”，保持每年5%的加薪幅度。

　　与此同时，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起草修订的《工资条例》也引起了各界广泛关注，据说全社会呼唤已久的工资协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条款将被纳入其中。有消息称，《工资条例》年内即可出台，更有专家在此时提出，政府应仿效当年的日本，推出中国式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为普通劳动者加薪的呼声越来越高，也很令人振奋，但很多人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关键词：“钱从哪儿来”？

　　在政府高税收政策的主导下，即使是遭遇全球性金融危机的2008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丝毫没有减缓的势头，增长速度依然保持着强劲的两位数。面对高税收，许多中小企业深感不堪重负，哪儿还有多余的钱来为员工加薪？

　　在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但劳动者在社会财富分配中所占的比重，却连年下降，甚至逼近了国际公认的风险警戒线。这种情况的持续出现，说明我国的社会财富分配机制，已经出现了严重偏差，与温总理在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的执政愿景，已经越来越远。

　　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国家财富的迅猛增长中持续低迷，并非是个好现象。正如笔者在上期《新观察》中所说的：财富流向政府，并非国家富裕的象征。换一个角度说，一个没有购买力的民族，是托不起民族复兴这个历史大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