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了一年多的车辆限行并未解决北京交通问题,新出台的 治堵方案五花八门,但要真正治堵,还得从先治公车开始

　　北京是首都,也是首堵,这不是开玩笑,而是实情。北京奥运之后,车辆限行方案已实行了一年多,今后如何治堵,新方 案已经上报国务院,并针对北京市民公开征求意见。结果如何,身临其堵的北京市民尚不得而知。
 
　　北京的交通堵塞,已非一年一日,在我记忆里,至少已经堵了有七八年了。在这期间,只有两次道路特别的顺畅,一次是“非实行了一年多的车辆限行并未解决北京交通问题,新出台的典”期间,一次是“中非论坛”。“非典”是人们为了安全,都不敢出门,属于特殊时期,不足具论。但是“中非论坛”期间的治堵方案五花八门,但要真正治堵,还得从先治公车开始不堵,却是因为政府下令不让大部分的公车出来。北京市有多少公车,我没有数据,但公车比例肯定相当高就是。记得在奥运之 前,每逢周六周日,道路就通畅得多,一个“中非论坛”,少了三分之二的公车,道路就顺畅得不得了,可见公车多到什么地步。 所以,尽管这两年私家车增加很快,但公车却未必不增加,要治堵,首先治公车,天然合理。但是,这些年的交通管制措施,我 们却没看到这样的内容。
 
　　谁都知道,中国的公车消费,已经是天文数字。凡是公车,消耗就必定比私家车贵上不知多少倍,油耗也不知多上多少倍。 每日路上跑的公车,到底为公乎为私乎,还真就说不准,公车私用,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每个加油站里,那些小食品、香烟, 都是给公车加油准备的,都打进了油耗里。“三公”消费臭名昭著,其中公车消费,是一个大头。
 
　　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早在十几年前,就开始筹备公车改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公车改革至今止步不前。在改革的 呼声中,公车在增加,公车消费更在增加。尽管改革没有起步,但无论朝野、政府和民间,大家都知道公车改革势在必行,早晚 得改,改的方向,就是大幅度减少公车保有量。
 
　　既然如此,治堵首先就应该从公车改革开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仅仅按尾号限制车辆出行,表面上公私一律平等,但由 于公车保有量大,实际上私家车的损失要比官家大得多。更不是像传说的那样,今后要限制在京的外地人购车。
 
　　当然,我们知道,以今天的私家车数量,单单压缩公车,似乎不会得到“中非论坛”时的通畅效果,对私家车限制也是难 以避免的。但是,目前这种对私家车的限行措施,毕竟属于一种对私有财产使用权的限制,属于为了公共利益,由公权力出面干 预,而导致私有财产的损失。至于限制外地人购车,则纯属一种地域歧视,这种歧视在首都能做出来,其他地方就会争相效法, 问题就大了。

　　 单就限制私家车出行,如果要想让受损的个体能够心服口服,那么,掌握公权力的人就要拿自己开刀。这种做法,在古代 叫做以身作则,正人先正己。在革命时代,叫做吃苦在先,不做群众的尾巴。在今天,则是把政府消费纳入公共预算轨道,纳入 民意的轨道。无论怎样讲,目标都指向对公车的限制。在治堵问题上,先治公车,道理怎么都能讲得通,讲得顺。
 
　　多年来,地方政府在治理环境、治理交通状况上,思维总是在下禁令上打转。就像现在的交通管制一样,动辄禁止车辆行 人通行,而且不给理由,结果弄得民怨沸腾。无疑,立足于禁,的确可以保证一时的道路通畅,但后遗症却相当大。
 
　　这种做法,本质上还是威权时代的产物,在中国快速走向现代化,强调以法治国、依法行政的前提下,动不动就禁令出台, 不是不让人上路,就是不让人买车,实在过于强横。无疑,在当今时代,政府做事,好事坏事人皆见之,瞒也瞒不了。凡事,必 须讲究一个合法性或者正当性。不正当的事,少做,或者不做,才叫依法行政。现在北京的治堵措施,无论具体内容如何,其实 都是临时的,想要根本解决问题,还得大力发展以地铁为核心的公共交通,改善城市布局。临时措施若要具有正当性,首先要治 理公车。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吃粉笔灰之余,喜 欢写点不伦不类的文字,有的被视为学术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