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本位是同时具备盈利性和公益性，而中国的国企，这两者之间是矛盾的。公益性体现在普通公众的感受，如果加上政府意志，国企就要承担相应的成本，那么，盈利性就被破坏了；如果由政府承担公益性成本，那还要国企干什么

　　国有企业及其员工是当下中国最尴尬的群体之一。虽然他们不断狂飙突进大肆扩张，成群结队地涌入世界500强榜单，并不断由国资委出面表扬自己的优良业绩，却依然无法掩饰自身的尴尬。无论整合民营企业，走出国门投资，还是员工不明不白的待遇，甚至在公开市场举牌拿地，国有企业都要面对数不清的质疑。

　　国企经理人一定觉得很委屈。他们既要像普通经理人那样，面对大股东的业绩要求，又要像政府官员那样，满足上级的政策需要，还要像所有的企业一样，随时面对媒体的质疑。他们好像很强势，又好像很弱势。换在十年前，国企基本上是落后的代名词。

　　现在乾坤颠倒，国企已经比外企更牛气。但国企依然尴尬。只要国企存在一天，它就必须面对人们的如下提问：

　　什么是国企？为什么会有国企？国企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何在？谁真正需要国企？ 

何为国企

　　按照国际通行的定义，国企是指一国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投资或控制的企业，它同时具备盈利性和公益性，既像一般私营企业追求利润和资本增值，也像其他政府部门一样反映政府的意志，同时还要实现一定的社会目标，例如经济安全或国家安全。

　　在美国，一种产业国有化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投资过于庞大，获利不易或回报期过长；二、国民经济需要这种产业来带动其他产业；三、私人控制具有某种危险性。这都是老生常谈。不过在美国，这些条件实际上也不严格，只是有一个起码的门槛，政府不能随意设立国企与民争利。

　　但即便有了这些条件，国企也还是免不了尴尬。单看盈利性和公益性，就是一对矛盾。盈利要体现在财务报表中，是赚到手的真金白银；公益性则以普通公众的感受为依归，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如果再把政府意志加上，那就更为复杂。体现政府意志是有成本的。如果由国企承担成本，那么，盈利性就被破坏了；如果由政府承担成本，那还要国企干什么？直接外包给私企不就完了？

　　至于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也是不容易成立的理由。美国最大的军火制造商都是私人企业，如波音、麦道、洛克希德等公司，连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也大量外包给私人企业，好像美国的国家安全并没有受到这些私人企业的什么威胁。相反，这些私企还为美国军队提供了最精良的武器和最好的服务。

　　经济安全就更不足道。美国包括粮食和能源在内的战略物资都由私人公司控制，好像美国人民也没缺过吃少过穿。倒是中国的央企，赚了钱是自己的功劳，亏了钱就要纳税人填窟窿，看起来更像在破坏国家经济安全。

　　这种尴尬，其实到处都有。美国于上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分别设立了两家国有企业，名叫房地美和房利美，媒体戏称“二房”。设立这两家国企的目的，是将政府信用注入住房按揭市场，以帮助美国消费者买房置业。拿以上三个条件衡量，“二房”是一条都不符合。但国会通过了法案，国企还是照设不误。近四十年来，“二房”倒是把盈利性和公益性平衡得不错，既赚取了高额利润，令股东满意，又压低了住房按揭利率，令购房者满意。同时，也实现了国会赋予的职责，用廉价资金支持了住房市场。记得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明星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就曾经重仓房利美，并获得可观收益。

　　可惜，一场金融海啸令神话彻底破灭。“二房”成了美国纳税人的大包袱。两年不到，“二房”已经拿了美国纳税人1450亿美元救命钱，却仍命悬一线。最近，房利美又要求政府再给84亿美元。做了那么多年优秀国企，今天却不仅让投资人亏光了本，更让纳税人大口吐血。美国人是否后悔当年设立了这两家国企，我们不得而知，但“二房”的惨痛经验至少告诉我们，国企也是可以严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 

 国企价值何在

　　国企的存在有没有价值呢？很难说。有些认为有，有些认为没有。如果国企是有价值的，那么，它的价值只能体现在两个方面：宏观方面，应当有利于国家经济稳定和经济安全；微观方面，应当有利于公共服务的普遍化和均等化。又或者，国企能够盈利，为政府提供额外的财力。且不论代价若何，要做到这几点，一个国企才算得上有价值吧。

　　其实，中国两千多年前就有了国企。西汉武帝年间，由于连年征战导致财政困难，武帝刘彻接受了桑弘羊的建议，建立国企垄断了盐铁生意，导致盐铁质量下滑、价格暴涨，再加上其他针对富裕民众的掠夺措施，文景之治下经济繁荣、社会安定的局面很快便破坏殆尽。

　　刘彻此例一开，历代皇帝都把开国企做生意当成搞钱的好办法。一到宫廷收支困难，便开始打行政垄断的主意。到了明清两代，户部吃税收，内务府吃国企，就成了通例。国企变成了皇家小金库。

　　历朝历代，国企都是统治者的赚钱工具。只是到了现代，人们才提出上述的两个新任务，即宏观经济稳定和公平分配。实际效果如何呢？

　　在2008年的一片哀鸿遍野中，国企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