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之初，大家认定了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因为平均主义，由此，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能地反弹到“效率”一侧。这样的改革确实带来了效率，但也导致了财富分配失衡

　　所有人，不管站在什么立场上，都已认识到或者承认一个基本事实：贫富分化已经是中国面临的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也正因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促使很多人从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兴奋中惊醒过来，对现有的制度架构进行全面审视，并发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因为，目前的贫富分化就是政治体制不合理的产物，也唯有深层次的体制变革，才有可能解决这个问题，找到一个通往均富的正道。

“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存在两个平行的制度变迁趋势：一方面，上世纪50年代形成的权力控制结构有所松动，民众的自由、权利有所扩展，创造性被释放出来，从而出现了经济增长、社会文化发育和政治的部分民主化、法治化。这就是中国奇迹的秘密。另一方面，深层次的政治和经济框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因而，权力始终没有受到有效约束。这样的权力和资本交叉持股，逐渐形成了制度化的官商合谋分利体制。

　　这种合谋体制产生的一个看得见的后果，就是权钱交易式的腐败，掌握着实际权力的各级、尤其是中高级政治性官员经常卷入严重的腐败中。更为严重的后果，则是公共权力私有化。在几乎所有领域，政府区别对待国民：少数人，比如公务员或投资者，享有这样那样的特权；多数人，比如农民、农民工、城市下层的普通民众的基本自由和权利遭到忽视、限制，在有的时候是被剥夺。

　　这种权利不平等的典型是，政府利用权力进行大规模拆迁、征地，转手与开发商进行土地买卖，政府和开发商分别从中牟取巨额利益，市民、农民应得的利益则遭到侵害。这样的土地转移过程，伴随着一次大规模的财富逆向再分配过程：有钱者发财，无钱者相对贫困。

　　贫富分化就是因为众多类似的财富逆向分配过程而形成的。国家统计局曾经公布，1995年，城市居民中最高收入的10%家庭和最低收入的10%家庭之间人均收入之比是6倍，2008年上升到9倍。这表明，居民收入差距在扩大。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领导的团队则指出，2005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4.8万亿元“隐性收入”，主要发生在高收入阶层，大部分属于“灰色收入”。如果计入这笔“灰色收入”，城镇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官方公布的9倍，扩大到31倍；全国居民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各10%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从官方公布的21倍，扩大到了55倍。这表明，群体间收入差距惊人。

　　上述两个因素结合，城乡居民的贫富分化更为触目惊心。改革初期，按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收入之比大约是2.6倍，上世纪80年代前期有所下降，此后持续扩大。2006年上升到3.3倍，至今看不到有改观的可能。

　　用一个更简单的数据，也可以说明贫富分化的状况：北师大教授李实领导的学术团队根据各种数据估计：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8左右，在全球居较高水平。尤其糟糕的是，绝大多数民众主观上都认为，这个社会存在严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灰色收入”的数量也可以证明民众的感觉是有依据的。被公布出来的腐败官员的贪腐数额，更让人看到贫富分化是多么严重。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存在贫富差距，但如果出现明显的贫富分化，那这个社会的制度一定出了大问题，社会也将陷入重大危机之中。汉代大儒董仲舒说：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春秋繁露?度制第二十七》）

　　当代中国似乎已经进入董子所描述的危险情形。底层是普遍的怨恨，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上层则是普遍的恐惧，于是，建立了“维稳体制”。双方均焦虑不安，互不信任，社会基础性秩序就是因此而溃散。
可以说，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的前景反而比以前更为不确定了。温家宝总理所说的“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的深义，正在于此。
 
均富国策

　　按照董子之说，一个健全的治理秩序必须做到，“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如此则需要一种健全的财富分配机制，尤其是在中国语境中，需要一套“均富”机制。

　　这个词会让很多人担忧甚至恐惧，它会让人联想到“平均主义”，而从上世纪80年代过来的人，尤其是经济学家，对“平均主义”很熟悉，也很厌恶。主流说法是，中国人一直都有强烈的平均主义观念。

　　这种说法当然是荒唐的。儒家从来没有主张过平均主义，儒家的基本立场是精英主义。至于上世纪50～70年代的制度，也不是平均主义的。计划体制的本质是权力按照身份分配资源，不可能有平均，只会建立等级制。

　　但是，大家认定了中国经济陷入困境是因为平均主义，由此，改革方案的设计本能地反弹到“效率”一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