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负担公平、税收成本低廉的税制，就是好的税制，也是值得追求的税制。而拥有一个好的税制，对于中国这样处于转型期的国家，在政治经济两方面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税收永远是一个社会的核心话题。从政治学基本理论出发，税收是民众为政治秩序支付成本的过程。而能否有效征收税负，则被看成一个政府是否有效统治某个地区的标志。反之，当政府失去有效统治能力时，最直接也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征税系统失灵。

　　经济学家则喜欢从交易的角度理解税收，更愿意把税收看成民众与政府之间的一笔持续性交易。虽然一般而言，民众对政府的收税行为不会明示认可，但服从法律缴纳税收的行为本身则被看成默示的同意。

　　其实对大多数人来说，政府并不是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更可能是他们甫一出生就必须面对的强权。也许他们可以通过选票或其他手段对政府施加影响，但本质上，政府的税收仍是强制性而非交易性。

　　讨论税收制度之优劣，必须选择多个视角。税收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税收制度是一国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对一国经济发展影响的重大因素。

我们需要低成本的税收制度

　　税收成本是指一个国家因税收而付出的所有社会成本，即财富由民众向政府转移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损耗。不言而喻，这个成本越低越好。税收成本包括的内容可分三项，即政府负担的征收成本，纳税人负担的纳税成本，以及因税收而发生的生产效率损失。

　　征税成本是财政领域的大学问，统计数据也最为完备。在西方发达国家，征收成本一般在1%左右（如美国0.6%、英国1.3%），即纳税人每缴纳100元，政府要拿出约1元支付税务人员工资、税务系统运营费用以及追查偷税漏税等费用；中国则达5%以上。确切的数字无从知道，我们只知道预算内的费用是5%，即根据政府公布的预算案，税收系统各项开支占当年税收收入的5%。国内财税专家最高的估计是8%，有点离谱，权当参考。

　　但即便5%也是惊人的数字。2009年中国政府公布的税收收入为6.3万亿人民币，5%就是3150亿。与发达国家相比，为了收到这笔税钱，中国政府多花了2500多亿。不用说，这样一笔巨款本来可以做很多事。

　　征收成本如此高昂，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相关研究文献也并不少见。但笔者浏览之后，却发现这些分析要么纠缠于行政细节，要么大而化之语焉不详。以中国面向法人为主的税收方式，征收成本理应更低才对，但事实却正好相反，不能不耐人寻味。

　　西方国家的纳税人包括家庭和企业，报税是每个家庭一年中最重要的财务事项之一。相应地，税务机关则必须将监管的触角精确地伸向每个家庭，以详细审查其每一项收入、每一项开支和每一项抵扣的数额与合法性。对美国这样拥有上亿家庭的国家来说，这当然意味着极其巨大的工作量。（不需要纳税的贫困家庭也一样要报税，因为政府要据此决定福利与补助的发放）再加上大大小小的企业，不能不说0.6%的征收成本表明美国真的拥有一个十分廉价高效的税收系统。

　　与之相比，中国的税务机关就轻松多了。中国的纳税人不包括家庭，只有个人和企业，而针对个人的纳税事宜一般也以代扣代缴方式由企业承担。换言之，中国税务系统只需要盯住企业就够了，对个人和家庭几乎完全不用费心。在正常情况下，中国征税成本应该比美国更低才对，而实际却是美国的8倍多。中国的税务系统是不是太过昂贵了？

　　如果再考虑到中国以流转税为主，美国以所得税为主，中国的征税成本就更加高得离谱。流转税以市场交易为征税对象，有交易便有税收，以交易额计算税额十分方便；所得税则以净收入为征税对象，需要核查一系列成本支出，征税复杂性比流转税高得多。不少经济学家建议以单一流转税代替所得税，主要理由即是流转税征收成本低廉。

　　税制的复杂性也不能用来解释中国征税成本的过分高昂。美国也同样有联邦税和地方税两套系统，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更有大量抵扣和优惠项目，使得美国的所得税法律成为世界复杂之最。在美国，帮人报税是一个巨大的行业，税务律师是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有人统计，美国平均每个家庭每年为报税花费的时间达60个小时——相当于8个工作日，是不是也很离谱？

　　那么，中国征税成本过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我猜想直接原因是臃肿的税务系统和不恰当的征收激励手段。机构臃肿是行政机关的通病，无须多说。为了多征税而采用类似销售提成的激励手段，却是中国的一大“创新”。在提成奖励和任务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所谓依法征税、依法纳税在中国已成空话，征税成本也因此居高不下。

　　政府不是企业，征税也不同于产品销售。征税要依法进行，销售则多多益善。企业为业务员设立提成激励，能够促使业务员更加努力地工作；而政府给税务机关确定征税任务，甚至设立提成激励，却只能令其从依法征税变成依计划征税，依上级的要求征税。这当然不是在鼓励守法，也当然会让征税成本水涨船高。
    
我们需要简单的税收制度

　　税收成本高的第二个原因，是税制过于复杂。

　　中国有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