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各路商帮无不把诚信作为立身之本，诚信造就了很多商帮的辉煌。但是，缺乏制度基础的诚信却因环境的变化而导致诚信尽失

　　中国传统文化以诚信为本，强调诚信做人、诚信经商。历史上的各个商帮无不把诚信作为自己的企业文化。晋商讲“以义制利”，讲“重信义，贵忠诚”。徽商讲“唯诚待人，人自怀服”，“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甬商讲“信誉招千金”。鲁商则“讲究诚信，规范行为”。这些商人都以诚信成就了事业。

“见票即付”是诚信生命线

　　当年，许多晋商在包头一带从事贸易活动，那些不讲诚信者在食用油中掺假，卖面缺斤短两，最后无一成事者。但乔家坚持油不掺假，买一斤面给顾客十七两（十六两一斤），结果发展成“复字号”商业连锁体系。乔家的第一代创始人乔贵发曾从事“买树梢”（即买青苗）的投机活动，结果亏损，就是因为他的诚信有问题。最后，债权人同意缓收债款，他才有了以后的翻身机会，使乔家成为晋商中的优异者。

　　晋商最辉煌的是票号业。当时并没有对票号的立法，政府对票号也没有任何限制，自由创办、经营，甚至连税收也没有。这就是说，客户把真金白银交给票号换取一张银票，能否再换回真金白银并没有制度保证，完全取决于票号是否守信。在票号发展初期，有一个无儿无女无亲无故的孤老太太，从去世丈夫的衣服中找出一张银票。许多人都认为，这张银票恐怕难以兑现，但票号不仅兑付了银子，还支付了利息。“见票即付”成为各票号诚信的底线，无论票号自身有什么困难，也要兑现这个诺言。

　　最大的考验是1900年爆发的那场义和团运动。当时，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天津等地，当地的票号分号被毁，账本被烧，银子被抢，票号处于危机之中。当时，北京的达官贵人随慈禧逃跑，到了山西就想到总号取出自己的存款或把银票换成银子，这让票号遇到了“挤兑危机”。但他们明白，无论有什么困难，坚持“见票即付”的诚信是生命线。票号的东家挖出自己祖辈埋在地下的银子，甚至变卖家产来向客户无条件支付。山西作家成一在小说《白银谷》的“惊天动地赔得起”一章再现了当时的真实情景。也正是这种诚信精神感动了客户，迎来了1900~1910年间票号业的极度辉煌。

万两银子一句话

　　晋商讲诚信有两重含义。对外是对客户的诚信，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人欠我，决不我欠人。对内是员工对企业，掌柜对东家的诚信。我们知道，晋商的商号和票号实行两权分离，大事由东家（所有者）做主，但这种经营制度在设计上有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大掌柜的权责利并不一致。大掌柜有权决定经营管理的一切事务，不仅拿高薪，而且有身股可以参与分红。但经营中的一切损失由东家承担无限责任，大掌柜有权有利而无责。然而，这种重大的制度缺陷并没有带来什么不良后果。在晋商中，从来未出现大掌柜贪污、卷款逃跑、以公谋私等现代企业中屡见不鲜的败德现象。晋商中职业经理人的职业道德和业务能力至今令我们敬佩。其原因在于东家对大掌柜“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大掌柜对东家“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双方是一种完全信任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