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的恢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

　　1977年，我高中毕业。党和国家号 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我也投身到“上山下乡”的热潮中去，做好了去农村接受再教育的思想准备。在父母的安排下，暑假期间（毕业后下放前的最后一段自由时光），我去北京走亲戚，同时也想看看指引着我们接受再教育的“红太阳”升起的地方。

　　记得那是10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在亲戚家接到了父母的长途电话，听到了一个让我振奋的消息，党中央决定从当年开始恢复高考。我很高兴，这下可以不去农村了。但还是有些迷茫，不能深刻理解恢复高考对我的人生意味着什么。“文革” 十年，造成了习惯性思维和固定的就业模式：高中毕业—上山下乡—招工进城，然后在单位工作一辈子。这样的命运道路在我尚未形成的的世界观中，没有参照物和评估标准。从父母坚决让我立即返家准备参加高考的态度中，从我几个表哥、表姐兴奋的表情中，我感觉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好消息。

　　在北京度过新中国第二十八个国庆后，我带着在北京费了一番周折才找到的两本书，《高中物理》和《高中化学》，匆匆踏上了返乡路。那时，火车全是绿皮车没有空调，卧铺票也要有资格、够级别才能买到。我与绝大多数乘客一样，挤在硬座车厢里，地板上坐满了人，就连座椅下都躺着人。就是在这样闷热、嘈杂、拥挤的环境里，我捧着《高中化学》看了整整一夜。
　从这天开始，在近八十天的时间里，我以“头悬梁、锥刺股”般的废寝忘食状态读书。白天参加文化课补习班，辗转于几个个学校之间，晚上挑灯做大量练习题、考试卷。只要是当时能找到的习题统统做、反复做。夜里困了，就用凉水洗洗脸，或在门口做一遍广播体操，再接着看书，做练习。这样一直坚持到12月10日参加高考。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因为高强度看书，用眼过度，导致眼睛近视。但这段时间的补习，让我学到了中学五年没有学全的知识，为以后的个人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还清楚地记得，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我家的那一天、那一刻。1978年元旦过后，冬日里的一个晴天，邮递员给我家送来了一封印有大学标志的信，我心情忐忑地打开。当时，没有人知道录取或不录取的通知是怎么发的，十年了，谁也没有这样的经历。拆开信封，是一张32开的对折纸，我仔仔细细看了两遍，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才敢断定那是一张大学入学通知书。在短暂的发愣后，我高兴得一个人在家里蹦啊、跳啊、唱啊、喊啊。然后一溜小跑，跑到母亲的工作单位，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母亲。消息很快就传到了那些关心我高考结果的老师和辅导我高考的长辈那里。

　　这张录取通知书，开启了我的大学梦，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进入大学后，我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读来，再出国深造、回国创业。高考制度的恢复，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一代中国知识青年的命运。

　　据当时媒体报道，1977年12月，中国恢复了中断长达十年的高考，570万年龄介于13岁到37岁的应考者涌进考场，录取人数为27.3万，录取率不到5%，为4.79%。

　　戴为东，196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市。现任肾康企业管理咨询（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活力医疗集团公司副董事长等职